黄帝历四千七百二十四年，
天启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天竺莫卧儿帝国孟加拉行省胡格利港，当地拉伊家族土邦领主马达夫勾结地方官员，悍然掳掠大明商队女眷、围杀远洋护卫，将六百余名大明子民围困于码头，欲行屠戮洗劫。
商队拼死据守，信使驾快船冒死跨海奔赴缅甸沙廉港求援，血书急报直抵远征都督府帅案。
大都督王英卓当机立断，挥师西征。
八月初五，大明远征军先锋俞咨皋部三千人登陆天竺。
三千百战王师未作片刻休整，兵分三路雷霆突进，仅一日便攻破胡格利城。
涉事土邦领主马达夫、督军沙里夫、王都税务官拉迪夫，凡参与掳掠、构陷、屠戮者，无论官阶高低、种姓尊卑，主犯尽数抓捕归案，宗族株连九族；凡持械顽抗者，就地格杀。
明军于港口东侧筑京观一座，高逾三丈，近万首级以石灰拌土层层夯实，矗立于孟加拉湾畔，震慑四方。
此役，明军第一次喊出了那句此后震动天下的铁血口号：“外邦伤我大明百姓一人，当以万人之命偿之！”
同时，以大明远征都督府之名广发问罪檄文，历数莫卧儿地方官员与土邦勾结、戕害大明商民之累累罪行，并正告莫卧儿帝国及周边诸邦，交出幕后主使，否则王师兵锋所指，绝不姑息。
消息传开，孟加拉全境土邦震恐，大小领主人人自危，纷纷暗遣细作打探明军虚实。
原本暗流涌动的天竺大地，因这支跨海而来的大明军队，骤然绷紧了所有神经。
那些世代作威作福的高种姓婆罗门与刹帝利，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来自东方大明帝国的刺骨寒意。
此战开创了大明不远万里远征、拯救海外商民的先例，史称“胡格利之役”。
自此之后，大明海商的腰杆更硬，底气更足，纵行万里海波再无后顾之忧。——因为他们知道，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只要头顶还有大明日月旗飘扬，朝廷的大军就不会放弃他们。
而远洋护卫局的订单更是在短短半年内暴增了十倍有余，各大商行纷纷加聘护卫，扩充武装，准备将生意做到更远的地方去。
八月二十日，大明远征军主力大举登陆。
远征军大都督王英卓亲掌帅印、缅甸巡抚兼远征都督府参军孙传庭，率领五万精锐主力，乘坐两百余艘运输船，在近百艘战舰的护卫下浩浩荡荡抵达胡格利港。
与此同时，从缅甸沙廉港到天竺胡格利港的海路上，运输船往来穿梭，日夜不息——粮食、弹药、火药、药材、帐篷、工具、水泥……各种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抵前线。
闻风而动的商队也紧随其后，带着布匹、铁器、瓷器、茶叶，准备在新开辟的市场中大赚一笔。
八月二十五日，远征军右翼——都督佥事沈靖远与靖虏伯贺世贤率领三万大军，在胡格利以东的斯里普尔港登陆，与王英卓的主力形成左右呼应之势。
至此，大明远征军在孟加拉湾沿岸已陈兵八万，如同一只缓缓张开巨爪的巨龙，俯瞰着脚下这片富饶而混乱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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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五日，胡格利港外的一处高地上，
炽烈阳光烤着大地，热风卷着咸腥气息扑面而来，吹得王英卓、孙传庭、沈从容三人衣袍猎猎作响。
他们并肩立在一座临时搭建的凉棚下，眺望着山下繁忙的工地。
港口内外，数万名被强征而来的低种姓劳工——那些被称为“首陀罗”的、处于种姓制度最底层的贱民——它们赤着上身，正在明军工匠营的指挥下挥汗如雨，用运输而来的水泥扩建港口、修筑仓库、平整道路。
鞭子声、吆喝声、号子声混在一起，场面蔚为壮观。
原本只能停泊五十多艘中等战舰的港口，正在被能同时容纳上百艘三级战列舰的深水石砌码头所取代；
远处一排排崭新的仓廪拔地而起，粮仓、药库、弹药堆、草料垛堆积如山。
“这天竺之地，果真是天赐宝地！” 孙传庭一袭绯红官袍，被日头晒得面色黝黑，眼神却亮得惊人。
他看着远处一望无际的恒河平原，语气里带着几分感慨，“气候湿热，土地肥得流油，水稻一年三熟，棉花、香料、甘蔗遍地都是，物产之丰饶，比之我神州腹地也不遑多让。”
“只可惜啊……” 他话锋一转，微微摇头，“此地种姓制度森严，将生民硬生生划为三六九等。那高种姓之人视低种姓如牛马牲畜，动辄鞭笞、役使、生杀予夺全凭一念；而那些低种姓之人竟也甘之如饴，将今世之苦视为前世之孽，将逆来顺受当作修行。”
“虽有人样，却无人神，比起我大明子民，真是云泥之别。”
王英卓闻言哈哈一笑，拍了拍他的胳膊：“孙大人这儒者仁心的毛病又犯了？难不成还想教化这帮蛮夷？”
他笑声渐敛，望着下方埋头干活的劳工，语气沉了几分：“我华夏子民勤勉坚韧，历代先贤薪火相传，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天灾人祸皆咬牙硬扛，从来不信什么今生受苦、来世享福的虚妄之言。历劫而愈强，自然不是外邦之民可比。”
“依本将看，这民族确有优劣之分！这帮天竺人，一辈子困在种姓里，将一切托付于神佛，说什么‘今生之苦，来世之福’，简直是烂到骨子里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未必是坏事。” 王英卓嘴角勾起一抹深意，“此等温顺驯良之民，反倒省了我们不少心力。真要是人人都如大明百姓一般有骨气、有血性，想镇住这片土地，还不知要多耗多少钱粮人命。依我看，就维持着这制度挺好，没必要给他们开什么智。”
孙传庭沉默了片刻，没有反驳。
他跟随朱由校多年，耳濡目染之下，他骨子里传统士大夫 “教化万邦” 的执念早已淡去。
他开始接受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思想——华夷有别，凡事应该先保我大明百姓的福祉，再谈其他。
孙传庭心中也逐渐认同，大明百姓，理应凌驾于外邦之民之上。
这可不是愚昧的傲慢，而是中华数千年文明积淀、大明百万甲兵带来的自信和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