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葵青码头永远有做不完的生意。
令昌货运有限公司那时还只是间中小型公司，手下十几辆货车，几条内河驳船，做的是码头货柜和进出口代运。
正经单子要接，灰色地带的代运也免不了。只要文件齐、封条在，很少有一家货运公司会当场拆客人的柜。
那天来的中间人穿 POlO 衫，夹公文包，开口便把运费抬到市价两倍。他只要求把一只货柜从葵青运到西贡，连货仓收货人的电话都留得齐全。
令昌货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令志钧看高运费心动，他太太却有些迟疑：“什么货这么值钱？”
“电子零件，怕潮，赶着入仓。”中间人笑道，“你们只管运，出了损坏了算我的。”
夫妻两人以为又是水货。那时香港码头，谁没遇过几单不愿细说来源的生意。他们心存侥幸，没有开箱，只安排司机按时提货。
他们不知道，柜里除了电子零件的空箱，还有枪械和大批走私赃款。两名大圈帮匪徒更躲在夹层里，准备一路跟到西贡。
这批货是后来抢劫警务机密文件的前期准备。情报却先一步漏了。
警方收到线报，在货车去西贡的必经之路设下路障。带队的是军装警员张荣。
张荣做事一向稳。他先叫后车堵住退路，又让两个年轻警员站在车门两侧，自己拿着记录板上前。
货车停下，司机探出头，脸色已经不对。
“熄火，下车。开箱检查。”
司机的手放在钥匙上，半天没动。张荣敲了敲车门：“听见没有？”
货柜里忽然传出一声闷响。他本能地回头喊：“散开！”
下一刻，子弹穿透薄铁板，从夹层射出来。司机扑下车，路边警员立刻找掩护。张荣离车头最近，他刚把记录板扔开，便看见刚入职的年轻伙计还站在原地。
他扑过去，将人推倒。两声枪响几乎连在一起。
张荣胸腹中弹，几个同事腿上也被流弹击中。他摔在地上，仍抓着那名伙计的胳膊，把人往车轮后拖。
“别抬头。”
老警员脸上全是他的血，吓得只会点头。
匪徒从柜后跳出来，一边开枪一边往路边草丛退。警方还击，货柜车轮胎被打穿，车身斜斜卡在路中。可草丛外就是通海堤的小路，等增援追过去，两人已经搭上快艇。
海面只剩一道白浪。
货柜最后被扣下。警员撬开夹层，里面码着用油布包好的长枪，弹药塞在电子箱底下，赃款则分装在几只旅行袋里。
案子定性为军火走私。警方顺着运单查到令昌货运，公司当晚被封，令城源的儿子和儿媳也被带回警署问话。
审讯室里警员问：“两倍运费，你不觉得奇怪？为什么不查柜？”
“我们做这行，有时客人赶船期，也会加价。封条是完整的，报关文件也齐。”
“你们只认文件，不认里面是什么？”
令志钧答不出。
警员又拿出伤员照片。张荣躺在病床上，胸口缠满纱布。夫妻二人只看过一眼便移开。
“我们不认识这些人。”她说。
“你们当然不认识。你们收钱以后，连司机都未必见一面。”
这句话令他们难堪，却没有构成罪名。律师到场后，一再强调公司不知情。运输合同、报关手续和封条都能佐证，警方也找不到他们同大圈帮联络的记录。
两人起初还坚持只是普通代运，直到警员把枪械照片摆在面前，可是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知情。
中间人失踪，电话号码是假的，货仓也没人收货。所有文件都显示令家只负责运输。律政署无法起诉，最后只能罚巨款，并吊销公司一段时间的码头营运牌照。
警队里却没人愿意听这些。
几个同僚躺在医院，张荣伤得最重。有人当着家属的面骂令昌货运贪钱接黑单，有人把报纸摔在令家律师脚下。那些话未必符合证据，却是一个个有血有恨的人最直接的判断。
张扬那年十六岁，还没考警校。
他在医院走廊站了一夜，听得最多的就是令昌货运。
父亲抢救时，他替母亲拿衣服、缴按金、给学校打电话。大人们进进出出，没有人顾得上他。他便坐在塑料椅上，把公司名称在病历纸背后写了一遍。
令昌货运有限公司。
字写得端正，最后一笔划破了纸。
张荣在手术室外被推出来时，身上插满管子。医生同家属交代，胸腹那枪伤了内脏，腿上的伤也不轻。能救回来已是命大，以后能不能再执勤，要看恢复。
张扬跟在病床后走。父亲戴着氧气罩，仍认出他，手指动了动，似乎叫他别怕。
他没有哭，只问母亲：“货是谁的？”
母亲说：“不要管，警察会查。”
“哪个公司的？”
母亲没有答。他便自己去看报纸，又听来医院的警员议论。那个名字于是再没忘掉。
后来他去过货运公司一次。铁闸关着，门上贴警署封条，几名工人站在外面讨薪。他隔着街看，以为里面每个人都该知道柜里藏了什么。
张扬站在对街，看了很久。
张荣救回来了，子弹却没能全部取出。
阴雨天，伤口会痛。他走快一点也要停，更没法再出去巡逻。
张荣出院后，家里多出许多药瓶。
止痛的、消炎的、帮助睡眠的，分门别类摆在餐边柜。张荣不愿让儿子看见自己痛，阴雨天也照常起床，扶着墙去厨房倒水。
张扬却撞见过一次。
那天夜里，他起床温书，听见父亲房里有杯子摔碎的声音。推门时，张荣正坐在床沿，手压着腹部，睡衣被汗浸透。
“爸爸，我去叫救护车。”张扬说。
“不用，老毛病。去医院也是打针，明日就好了。”
张扬站了一会儿，蹲下去捡玻璃。家里因此更节省。母亲买菜要等到收市，猪肉切得薄，更多时候是豆腐和青菜。张扬那双球鞋开了胶，用胶水粘了两次，直到鞋头裂开才换。
吕钦文家更艰难。他父亲卧床，家里靠母亲做清洁。几个孩子聚在一起时，谁也不愿哭穷，偏偏每顿饭都能看出窘迫。有人说令家最近又买楼，立刻便激起一片骂声。
张扬多数时候只听。他越听，越觉得警队那纸不予起诉的定论轻飘飘。
家里的收入一下少了大半。恩恤金有，却只够应付眼前。母亲多接了一份工，家里的电视机坏了也没钱修。张扬放学后去做兼职，搬货、送餐，什么都做。
张荣从不在儿子面前抱怨，不过他认定令家也脱不了关系。商人贪利，觉得多看一眼货柜会少赚，便让警察替他们挡子弹。
有个老伙计知道内情，劝他们别再做：“那只柜若当场开了，便不会有后面的事。你们想多赚，人家想的是要命。”
夫妻俩无言以对。
他们的确被高运费蒙住了眼。码头牌照恢复后，公司仍用了几年才恢复元气。
水柔照常读书，学琴，假日跟祖父去喝早茶。
她连张荣的名字都没听过。两家人的苦与乐，并不相通。
几年后，那批受伤警员的孩子也长大了。
吕钦文的父亲同样在那次截捕中受伤，没养好，后来连走路都要人扶。
吕家拿到的恩恤金早已用光，他读到中五便辍学，在修车行做事。几个少年常聚在球场，说来说去，话头总会回到令家上。
“他们现在做正规生意，又买新车。”吕钦文把啤酒罐捏扁，“我爸连药都要省着吃。凭什么？”
有人道：“告他们又告不入，差人都没办法。”
“那就自己拿补偿。”
张扬靠在墙边，双手插兜：“怎么做？”
吕钦文看着他，冷冷笑了一下。他把计划说了：跟住令家的车，找个没人的地方拦下，叫令城源出来谈。让全香港都知道令昌货运当年做过什么。
“等下伤到人好大事喔？”有人问。
“先讲谈赔偿咯。”吕钦文说，“他们如果不肯，再计。”
张扬没有点头，也没有否决。
这样做是有点过线。可父亲每逢下雨便痛得睡不了，吕钦文家里连轮椅都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