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阶怎么递，陈守业想了一天。
直接去找霍顿不可能，那等于自投罗网。通过中间人传话也不行，会留下把柄。最好的办法，是让霍顿"碰巧"得到一条新线索，一条指向别处的线索，让他自己把注意力从华兴贸易转移走。
陈守业手里有空间里的CIA文件和军情六处文件，这些文件里有大量关于东南亚情报网络的信息。他从中挑了一条：1961年初，CIA在曼谷的一个联络站，有一个代号"灰鸽"的情报员，在兰利事件前后突然离开了泰国，去向不明。
这条信息是真的，但CIA内部知道的人极少。陈守业把这条信息改了改措辞，让它看起来像是从 BangkOk站泄露出来的，然后用打字机打在一张纸上，装进信封。
信封的寄送地址是曼谷的一个邮政信箱，收件人是霍顿本人，港府政治顾问办公室。
信封里除了那张纸，还附了一小段说明，大意是："灰鸽与兰利事件可能有关联，此人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61年底，地点疑似新加坡。建议沿此线索追查。"
没有署名。
这封信不是从香港寄的，陈守业托林荣找了一个跑远洋船的水手，给了他二十港元，让他在新加坡把信寄出来。水手不知道信里写了什么，拿了钱，答应到新加坡以后寄。
"陈先生，这信很重要？"林荣问。
"不重要，就是一封生意上的问候信，走新加坡寄方便点。"
"哦，那行。"
信寄出去以后，陈守业等了十二天。
第十二天的晚上，精神力扫政府合署，霍顿在办公室里，桌上摊着一张纸，正是那封信的内容。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拿起电话，打了一通长途电话，听口音是打到曼谷的。
陈守业听不太清电话那头说了什么，但霍顿挂了电话以后，在纸上写了几行字，大意是：确认"灰鸽"存在，1961年底从曼谷消失，目前下落不明，新加坡方向有线索。
然后霍顿打开了保险柜，把这张纸放进去。
新保险柜。上次那个被陈守业撬了的旧保险柜已经被换掉了，新的是一个更厚的，双重锁。但这对陈守业来说没区别，他要的不是再撬一次保险柜，是让霍顿自己把这条新线索放进去。
霍顿的注意力，已经从华兴贸易转到了"灰鸽"身上。
第二天，林荣来报消息，说码头上那个本地便衣不来了，这几天都没见到人。
"不来了？"
"不来了，好像不查了。码头上的管事说的，那个便衣上次来了一趟以后就再没出现过。"
陈守业点了点头。
政治部的调查也停了。内部泄密调查把麦克斯韦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没空管霍顿的私活。再加上霍顿现在有了新线索，注意力转移了，没有再让政治部帮忙查华兴贸易的理由了。
这条线，算是彻底断了。
但陈守业没有得意。他知道，情报这个行当，没有永远的断线，只有暂时的搁置。霍顿追"灰鸽"去了，万一"灰鸽"这条线也查不下去了，他可能会回头再看华兴贸易。
不过那就是以后的事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现在的华兴贸易，安全了。
进入1963年的春天，华兴贸易已经不像半年前那个刚开张的小店了。
格勒行的合作稳定了，每个月两千到三千套精密轴承的出货量，利润在四万到六万港元之间浮动。加上其他几家五金行和船厂的散单，月流水稳定在十二万港元上下，净利润五万左右。
周阿娇把账本整理得清清楚楚，每个月底出一份报表，用毛笔小楷写在红格纸上，交给陈守业过目。
"陈先生，咱们这个月的流水是十二万三千四，净利润五万一千二，比上个月多了三千八。另外汇丰那边存款到了十八万，黄金储备折合港元七万出头。"
"嗯。"陈守业翻了翻账本，"阿娇，你记不记得咱们刚开张的时候，第一笔单子是两万港元。"
"记得，那天林荣找来那个英资五金行的老板，两万整，我记的账。"周阿娇笑了一下，"那时候我还想，这老板不知道能撑多久，没想到半年就做起来了。"
"做生意就是这样，开头最难，站稳了就好办。"
陈守业把账本合上，放进抽屉。
他现在手上的资金加黄金，折合港元二十五万出头。半年前他从北京来的时候，身上只有几千港元和空间里的库存，现在已经有了二十五万的家底。不算大，但在香港这个地界，已经够他做一些更大的事了。
格勒行那边，卡尔·迈尔提出了一项新合作：联合竞标港府的一个机械采购项目。港府要在1963年修一批公共住房，需要大量的建筑机械和配件，这个标的总金额在两百万港元以上，如果中标，利润至少四十万。
"陈先生，这个标咱们有把握吗。"林荣问。
"标本身不难，关键是要有资质。格勒行有欧洲供应商的授权，咱们有渠道和价格优势，两家联合，比任何一家单独做都有竞争力。"
"那要不要接。"
"接。"陈守业没有犹豫，"不过有个条件，咱们得先注册一家正式的公司，不能一直用华兴贸易这个小店面做生意了。"
注册公司的事，陈守业已经想了一段时间了。华兴贸易是个小商行，没有法人资格，做大单子不方便。他要注册一家正式的有限公司，名字他已经想好了，还叫华兴，但加上"华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全称，注册地在香港，业务范围涵盖机械零件进出口、五金制品销售、技术咨询。
"阿娇，你去帮我打听一下，注册一家有限公司要什么手续，多少钱。"
"好，我下午就去。"
"林荣，港府那个招标的公告你去拿一份回来，咱们看看具体要求。"
"行，我现在就去。"
两人都出去了，陈守业一个人坐在店里。
窗外是铜锣湾的下午，阳光从骑楼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面上画了一条条亮斑。街上人流不断，有挑担卖水果的，有拉黄包车的，有穿旗袍的女人从百货公司出来，手里拎着纸袋。
半年的工夫，他在香港站稳了。
从刚来时候的两万港元第一单，到现在月流水十二万，从被洪记收保护费，到清掉陈奉年，从被军情六处盯上，到收走两个核心人员逼停霍顿，他一步一步，走得稳，走得干净。
他靠在椅背上，喝了一口茶，凉了。
门外的铜锣湾依旧吵，汽车喇叭、小贩吆喝、电车叮当，混在一起，但是听着不烦。
这种乱中有序的感觉，跟北京不一样。北京是安静的、慢的、沉的，香港是快的、吵的、活的。两种节奏，两种活法。
他在北京活了十四年，在北京成了家，生了孩子，挣了名声，也杀了该杀的人。现在他在香港，从头开始，又是另一番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