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昌明的动作很快。
京城部里经侦局那边，对于以“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名义提出的协查请求，经过一番内部程序，最终给予了有限度的支持。
协查范围被严格限定在“新锐材料科技”公司接收境外离岸实体汇入资金的三个指定账户，时间段也压缩在两年内。
理由是“监测异常跨境资金对本地中小科技企业的潜在冲击”。
结果在五天后反馈回来。
资金流水显示，那家离岸实体在两年间分七次向“新锐材料”注资共计两千三百万元。
有意思的是，这七笔汇款的时间点，恰好与新锐材料公司参与北方工业三个材料供应项目的投标、中标及收到预付款的时间高度吻合。
更关键的是，经侦局通过国际协作渠道（未提供细节）模糊提示，该离岸实体的最终控制人疑似与香港某注册公司关联，而这家香江公司的一名董事，中文名叫做“陈海”。
“陈海……”李毅飞看着这个陌生的名字，立即让陈默去查。
反馈很快：陈海，男，四十二岁，早年留学海外，金融背景。
公开信息极少，但通过一些非公开的边控记录查询（徐昌明动用权限），发现此人近几年频繁出入境，曾多次在北方工业集团总部所在的北方市停留。
更重要的是，一份不起眼的旧档案显示，很多年前，北方工业集团曾在某海外项目融资中，与一家有“陈海”担任顾问的投行有过合作。
线索像一根细微的丝线，从迷雾般的离岸公司，轻轻搭在了北方工业这座巨塔的边缘。
陈海与陈振华是否有关联？是巧合，还是刻意安排的白手套？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但这已经是从“新锐材料”这个迷宫里找到的第一个有明确指向的坐标。
几乎与此同时，环保专家老周那边也有了进展。
他没有直接去问，而是通过省监理协会的老关系，以“行业调研”的名义，旁敲侧击地打听到了当年那个签字造假监理工程师的情况。
工程师姓吴，如今已经离开监理行业，在邻省一家私营检测公司挂职。
老关系透露，当年吴工是被一个“朋友的朋友”介绍到那个项目的，薪酬开得比市场价高不少，而且“只要求他挂名，偶尔去转转，具体文书有人帮忙处理”。
那个“朋友的朋友”，经老周顺藤摸瓜，指向了当时项目所在地——山州市环保局监察支队的一位副支队长，姓郑。
而当年批复那个项目简化环评手续的，是山州市环保局开发区分局的一个科长。
老周查了该科长后来的履历，发现他在项目结束后不到一年，便被提拔为分局副局长，两年后调任市局一个重要科室任科长，晋升速度在同龄人中堪称“佼佼者”。
监理造假、审批提速、人员升迁……这些点散落在各处，尚未串联成线，但已经隐隐勾勒出一个为了项目“顺利推进”而可能存在的跨越企业和地方职能部门的“合作”轮廓。
这种“合作”的润滑剂是什么？是单纯的“服务效率”，还是别的？
这两个方向的进展，让李毅飞在沉重的压力下，看到了一丝极微弱的曙光。
但曙光背后，是更深的阴影。
京城方面的影响开始实质化。
京城审计署即将对江省开展例行经济责任审计的风声已经传出，带队的是一位以严格著称的司长。
有消息灵通人士私下提醒李毅飞，这次审计“可能会特别关注地方政府对重点企业的财政补贴和土地出让金管理使用情况”。
这无疑是悬在江省头上的一把剑，也让李毅飞的调研工作变得更加敏感——任何不当的举动，都可能被审计组捕捉、放大，甚至被曲解为地方保护或政策执行混乱。
更直接的冲击来自省内。
省国资委主任周建军面色凝重地来到李毅飞办公室，关上门就说：“毅飞书记，有个情况必须跟你通报。
北方工业集团正式来函，同时抄报了国家委和我们省政府。
函里说，鉴于近期‘市场环境出现的一些非经济因素干扰’和‘对未来政策稳定性的担忧’，集团董事会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暂缓其在江省规划的‘高端复合材料研发生产基地’二期项目的投资决策，并对一期项目的后续扩产计划进行‘重新评估’。
函件措辞很客气，但意思很明确。”
周建军把一份文件复印件放在李毅飞面前：“这个二期项目，总投资预计超过五十个亿，是省里‘十四五’先进材料产业集群的核心项目，上下游能带动一大片。
一期项目已经解决了上千人就业，税收也很可观。
他们这一‘暂缓’、‘重新评估’，影响太大了。
孙立成主任（省发改委）那边已经急得火上房了。”
李毅飞看着那份盖着鲜红印章的函件，手指微微收紧。
这是北方工业集团釜底抽薪的一招，将经济压力直接、赤裸地摆在了台面上。
不是对抗，而是“用脚投票”。
这对正在全力稳增长、保就业的江省来说，无异于一记重拳。
可以想见，这个消息一旦传开，省里那些原本就对调查持保留态度的声音会变得多大，那些指望项目落地的地方政府又会多么焦虑甚至不满。
“你们的意见呢？”李毅飞问。
周建军苦笑：“我们能有什么意见？企业是市场主体，投资决策自主。
我们只能尽力沟通，争取挽留。
但对方话里话外，暗示的很清楚。”他看了一眼李毅飞，“李书记，我不是来施加压力，只是这个情况……太被动了。
省里马上要开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这个项目如果黄了，或者 无限期推迟，我们怎么交代？”
压力如山，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
个人威胁、高层侧目、审计利剑、经济重压……对手的组合拳，一招比一招沉重，目标明确：迫使调查中止，或者至少无限期拖延下去。
李毅飞沉默了片刻，对周建军说：“周主任，我理解你的难处，也清楚这个项目的重要性。
请你们和发改委的同志，继续以积极姿态与企业沟通，了解他们的具体关切，提供我们能做的服务。
调查是调查，发展是发展，两者并不必然矛盾，至少在我们江省，绝不允许因为正常的工作调研就影响企业合法经营和投资信心。
这个态度，请你们务必传达清楚。”
送走周建军，李毅飞靠在椅背上，闭目思索。
北方工业这手“以拖待变”玩得很老辣。他们吃准了地方对重大项目、对GDP、对就业的渴望，将经济筹码和政治压力捆绑在一起抛过来。
硬顶？
代价可能是牺牲一个至关重要的产业项目，背上“破坏发展”的罪名，甚至引发省内强大的反弹。
退让？
则意味着之前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法律尊严和调查的正当性荡然无存，以后更无人敢触碰类似的利益坚冰。
必须找到一条中间路径，既能继续推进调查，又能化解或至少缓解眼前的经济压力。
这需要极其精巧的平衡能力。
几天后，在省委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的筹备会上，李毅飞主动发言。
他没有回避北方工业项目的问题，而是将其放在“优化营商环境、防范重大风险”的框架下进行阐述。
“北方工业二期项目暂缓，确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李毅飞语气平和，带着反思的意味，“这提醒我们，在全力服务企业、推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是否有些深层次的问题被忽视了？
比如，政企合作的边界是否清晰？各项优惠政策的兑现是否完全依法依规？
项目推进中的一些操作，从长远看，是否真正有利于构建健康、可持续、抗风险的合作关系？”
李毅飞话锋一转：“我们正在进行的相关调研，初衷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不是为了找茬，而是为了‘排雷’，为了给包括北方工业在内的所有在江省投资的企业，创造一个更透明、更公平、更可预期的环境。
暂时的‘缓一缓’，未必是坏事。
如果能在项目全面铺开前，把一些历史遗留的或者潜在的风险点理清楚，把规则讲明白，把漏洞补上，那么未来无论是继续合作还是扩大投资，基础都会更牢固，后劲也会更足。”
李毅飞看向省长路国才和省委书记徐慕：“因此，我建议，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主动与北方工业集团高层进行一次坦诚的、建设性的沟通。
一方面，表达我们挽留项目、深化合作的诚意，切实了解并解决他们的合理关切；
另一方面，也可以将我们调研中发现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关于政企合作规范性的思考，以完善政策、优化流程的建议形式，与他们进行交流。
目的是寻求共识，明确规则，打消不必要的疑虑，共同探索在新形势下央地合作、产业落地的新模式、新路径。
这既是对企业负责，也是对江省的长远发展负责。”
李毅飞的提议，巧妙地将“调查”包装成了“共同排雷、优化规则”的建设性举措，将可能对立的“查”与“被查”关系，转化为“共同规范、面向未来”的协商关系。
这在一定程度上卸掉了对方的直接敌意，也为化解经济压力提供了一个说得过去的出口。
路国才沉吟片刻，点了点头：“毅飞同志这个思路可以考虑。
我们不能被动应对，主动沟通，把握议题，是必要的。
关键是要体现出我们的诚意和专业性，不是去‘谈判’，而是去‘共商’。”
徐慕书记也表态：“可以。由省政府牵头，发改委、国资委具体负责，政法委、司法厅等部门提供专业支持，组成一个高规格的沟通小组，尽快与北方工业集团高层对接。
基调就是毅飞同志讲的：倾听关切，优化环境，规范合作，共谋发展。具体方案，国才同志把关。”
会议通过了这个方向。
但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也是一次危险的试探。
沟通小组能否把握住分寸，既不让对方觉得是屈服，又不暴露调查的核心进展，很难。
但这是目前打破僵局、争取时间和空间唯一可行的办法。
李毅飞必须利用好这次沟通的机会。
或许，可以在“完善规则”的讨论中，看似不经意地触及某个已发现的关键问题，观察对方的反应？
或者，通过这次接触，近距离观察陈振华和其核心团队？
与此同时，李毅飞给调研组的指令更加明确：暂停所有可能引发直接冲突的动作，全力围绕“陈海”和北山市环保局那两条线，进行最隐蔽、最深度的外围调查，务必找到能将点连成线的、更具实质性的中间环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