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国：！！！
“哎呦我的谷主任，我真没这意思，我工资多少，您还不清楚吗？这话说的！”
谷主任呵呵笑了笑，懒得拆穿这个滑头。
他脑子里飞快地转着，股票这条路，有人反对，有人议论，走不通。怎么办？
他忽然想起上辈子看过的那篇报道。飞乐音响发行股票，其实是个误会。
那个厂长本来没打算公开发行的，只是想在内部搞搞试点。结果来了个记者采访，厂长说了几句，记者听岔了，回去写了一篇“飞乐音响公开发行股票”的新闻。
新闻一登，老百姓疯了，抢着买。厂长一看，既然都这样了，那就发吧。
于是，新龙国第一支股票就这么诞生了。
赵振国抬起头。“谷主任，我有个办法。但有点……”
说到这里，赵振国居然还有些不好意思。
谷主任拍了下桌子，“你小子，赶紧说！到底有什么办法？你到底卖什么关子？”
赵振国说：“谷主任，您这么干。找几个记者来，聊聊天，说说股票发行的事。只说要发行股票，但发行范围说得模糊点，记者回去一写，老百姓一看，以为要公开发了，抢着来买。到时候，您就说，既然群众这么踊跃，那就发吧。”
谷主任嘴上念叨了一遍，明白了赵振国的意思，“嘿，振国，你小子，真是...出了个...”
赵振国嘿嘿笑了笑，没说话。
“振国，这个主意，能行？”
赵振国想了想。“能行。但得有个前提，老百姓手里得有钱，也愿意投资。这个，我查过了，没问题。海市那边，很多人家里有钱，就是没地方投资。”
谷主任看着他，“那记者那边呢？”
赵振国说：“记者那边，您放心。您不用多说，记者自己会写。写出来，老百姓自己会猜。猜着猜着，就当真了。”
谷主任在屋里转了两圈，然后走到桌边，坐下，点了一支烟。抽了半支，忽然笑了。“你小子，猴精猴精的。”
——
一个星期后，一家报纸登了一篇报道。报道不长，只有几百字，标题是《宝钢考虑发行股票筹集资金》。
报道里说，宝钢的谷主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厂里正在研究发行股票的可行性。
报道里还说，谷主任强调，这只是初步想法，还没有最终决定。
报道登出来之后，老百姓的反应比赵振国想的还要热烈。
报纸出来当天下午，就有人跑到厂门口来了。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蓝布工作服，推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车后座上夹着一个饭盒。
他在厂门口站了一会儿，东张西望，然后走到传达室窗口，敲了敲玻璃。
“同志，问个事儿。你们那个股票，什么时候发？”
传达室的老李头愣了一下。“什么股票？”
“报纸上都登了！”那人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拍在窗台上，“你看，这上面写的，宝钢要发行股票。我就是来问什么时候发，多少钱一股。”
老李头探头看了看那张报纸，又看了看那人的脸，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我不清楚，你问领导去。”
那人没走。他站在厂门口，把报纸摊开，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厂里那些高高的厂房和烟囱，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光。
第二天，来的人更多了。
厂门口聚了二三十个人，都是看了报纸来的。有人拎着菜篮子，有人推着婴儿车，有人穿着睡衣就跑出来了，好像怕来晚了就赶不上似的。
他们围在传达室门口，七嘴八舌地问。问股票什么时候发，问多少钱一股，问一个人能买多少，问能不能用存折，问要不要户口本。
老李头被问得满头大汗，最后干脆把窗户关上了，隔着玻璃朝外面摆手。
可那些人不走。他们站在那里，互相打听，互相议论。有人说股票就是以前的公债，有人说不是，有人说买了股票就是厂里的股东，有人说股东就是老板。
说来说去，谁也说不清楚，但谁也不肯走。好像只要站在这里，就能离那张股票近一点。
电话也响个不停。谷主任办公室的电话从早响到晚，都是来问股票的。
谷主任接了几个，实在接不过来，让秘书别再转接了。
厂里的总机被打爆了，接线员嗓子都哑了。
紧接着，信开始来了。
先是几封，然后是几十封，然后是上百封。收发室的小王每天骑着摩托车去邮局取信，后座上的帆布袋子越鼓越大。
信从全国各地寄来，信封上的字迹各种各样，有的工工整整，有的歪歪扭扭，有的用毛笔写的，有的用圆珠笔写的。
但内容都一样，问股票，问能不能认购，问怎么把钱寄过来。
有一封信是一个农民写的，字迹很潦草，但一笔一画都写得很用力。他在信里说，他家里养了三头猪，卖了两头，攒了一百二十块钱。
他想拿五十块买股票，剩下的留着给儿子娶媳妇。他说他不知道股票是什么，但他知道宝钢，知道那是国家的大厂，国家不会骗人。
谷主任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手在发抖。
他把信放在桌上，看了很久。信纸是那种粗糙的草纸，上面还沾着一点泥土，大概是那个农民在炕头上写的。
......
舆论都烘托到这份上了，谷主任把几个主要领导叫到会议室，把那一摞信推到大家面前。
“你们，都看看吧。”
谷主任的眼睛红红的，他一宿没睡，全在看信。
可哪怕是这样，还有人反对，“谷主任，你说，这事儿要是办砸了，我怎么对得起这些人？”
谷主任把教授们写的分析报告拿出来，“我们要相信科学，不会办砸的。”
“你怎么知道？万一呢？万一厂里出了什么事，万一钱不够，万一那些人来退股，我们拿什么给他们？”
这个问题，古怀远回答不了。
每天晚上，他蜷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翻来覆去地想。万一项目出了岔子呢？万一市场风向变了呢？万一钱打了水漂呢？那些老百姓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拿什么还？
他想了无数个夜晚，想得头发都白了几根，可答案就像沉进泥潭的石头，怎么捞都捞不上来。
于是，这场原本该简单明了的会谈，就这么结结实实地卡在了这个问题上，像一把锈死的锁，谁也拧不动。
直到赵振国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