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正在搓灯芯。
一根一根，搓得很匀。
“掌柜的。”方振国开口。
女人抬起头。
“买什么？”
“不买什么。”方振国说，“我们是街道上的，来问问情况。”
女人的手停了停。
“街道上的？”
“嗯。”方振国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例行查问，别紧张。”
女人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崔天阳。
“这位呢？”
“我同事。”
“哦。”女人低下头，接着搓灯芯，“问吧。”
“您贵姓？”
“姓白。”
“这铺子开多少年了？”
“二十三年。”白寡妇说，“我男人在的时候就有了。”
“您男人呢？”
“死了。”白寡妇说，“民国三十五年，肺病。”
方振国在本子上记了几笔。
“白掌柜，我们查了查，您这三个月进的香，比往年多得多。”
白寡妇的手没停。
“是多了。”
“为什么？”
“有人要。”
“谁要？”
“坛里。”
方振国抬起头：“什么坛？”
白寡妇没说话。
她把手里那根灯芯搓完，放在一边，又拿起一根。
“同志，”她说，“你们要查就查，我这铺子，账目清楚，税也交了，没做过亏心事。”
“我没说您做亏心事。”方振国说，“我就是问问，那‘坛里’是什么。”
白寡妇的手停了一下。
“你们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们查它干什么？”
方振国没答。
崔天阳在旁边站着，一直没说话。
他在闻味。
铺子里的香味很淡，可淡里头，有一点点别的。
像什么烧过了。
“白掌柜。”他忽然开口。
白寡妇抬起头。
“您这铺子里，最近烧过香吗？”
白寡妇看着他，看了两秒钟。
然后她笑了。
“开香烛铺的，还能不烧香？”
…………
方振国去后头查账了。
崔天阳留在柜台前。
白寡妇还在搓灯芯，一根一根，手很稳。
“白掌柜，”崔天阳在柜台边上的一张矮凳上坐下，“我跟您聊两句。”
“聊什么？”
“聊您儿子。”
白寡妇的手停了。
这一回，停得比较久。
“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儿子？”
“猜的。”崔天阳说，“您这铺子里，没男人。可柜台后头那排架子，最高那一层，擦得比底下干净。”
白寡妇抬起头。
“那是我儿子擦的。”她说，“他个子高。”
“人呢？”
“走了。”
“去哪儿了？”
白寡妇低头，接着搓灯芯。
“入坛了。”她说，“三年前。”
屋里静了一会儿。
“什么坛？”
“一贯道。”
崔天阳没说话。
白寡妇搓了一根，又搓一根。
“他十九岁那年，生了一场病。”她说，“发烧，烧了七天，人都不认了。我请了大夫，吃了十几副药，不管用。”
“后来呢？”
“后来有人跟我说，坛里能治。”白寡妇说，“我就带他去了。”
“治好了？”
“治好了。”白寡妇说，“三天，人就清醒了。”
她抬起头。
“同志，你说，人家救了我儿子的命，我能不供吗？”
崔天阳没接这句话。
“他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白寡妇说，“三年前走的，走的时候说‘娘，我进去了，以后就不常回来了’。”
“就一直没回来？”
“没有。”
“信呢？”
“没有。”
白寡妇的手停了一下。
“头一年，还托人带个话。第二年，就没了。”
她低下头，把那根灯芯搓完，放在一边。
“同志，”她说，“我知道你们要抓他们。”
“嗯。”
“我不拦着。”白寡妇说，“可我求你们一件事。”
“您说。”
“抓着了，问一句，我儿子还在不在。”
屋里又静了。
崔天阳坐在那儿，看着她。
这个女人的脸很平静，可她的手，一直在抖。
“白掌柜，”他说，“我答应您。”
白寡妇点点头。
“还有一件事。”崔天阳说，“您这香，卖到哪儿去了？”
白寡妇没答。
“您得说。”崔天阳说，“您不说，我们就得自己找。找到了，就不是问一句那么简单了。”
白寡妇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叹了口气。
“每月十五，有人来取货。”她说，“一次取三百斤。”
“什么人？”
“不知道。”
“长什么样？”
“看不清。”白寡妇说，“他们来的时候，天都黑了。戴着帽子，低着头。我把货放在门口，他们拉走，钱搁在门板上。”
“钱多吗？”
“多。”白寡妇说，“比市价高两成。”
“您就没问过？”
“我问过一回。”白寡妇说，“那人跟我说，‘白掌柜，您别问。您儿子在里头，好着呢’。”
她抬起头，看着崔天阳。
“从那以后，我就不问了。”
…………
那天下午，白寡妇点了炉香。
不是卖的香。是她自己供的。
她从柜台底下拿出一个铜炉，三足，两只耳朵，擦得很亮。
炉里铺了一层灰。
她拿了一根香，点上，插进炉里。
“这是我每天要做的。”她说，“早一炷，晚一炷。”
烟起来了。
很细的一缕，往上走。
崔天阳站在柜台前，看着那缕烟。
烟是白的，慢慢地散开。
他吸了一口气。
香味很淡。
淡，可不散。
不是那种“飘过去就没了”的淡，是那种“贴在鼻子里”的淡。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一直点着一样东西。
崔天阳的心里，忽然有点发慌。
不是怕。
是那种他忽然想坐下来。
不是想坐，是想“跪”。
他两条腿有点发软。
膝盖不自觉地弯了一下。
“崔师傅？”方振国在后头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