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坐在布卢姆斯伯里十七号的书房里，把那些回信一封一封地看完。窗外的梧桐叶落了一地，被风卷起来，在院子里打着旋。凯蒂端了一杯热茶进来，放在她手边。
“都齐了？”凯蒂问。
玛丽点点头。“都齐了。”
她把最后那封信折好，放进抽屉里，和那些协议、那些计划书、那些写满了字的纸放在一起。然后她铺开一张新纸，拿起羽毛笔。广告的草稿，该拟了。
广告的草稿是在冬天定下来的。
玛丽和埃杰顿先生来回斟酌了好几个版本。每一个词都要想很久——奖金写多少，怎么写；题材范围怎么界定，太宽了怕收上来的稿子太杂，太窄了又怕把该收的挡在外面；“不限出身”这四个字要不要加，加了会不会让人觉得这只是个噱头。
“加。”玛丽说，“这四个字，比奖金还重要。”
埃杰顿先生看着她，没有问为什么。他在她写的那些书里读过太多次了——那些被忽略的人，那些被遗忘的人，那些从来没有被人看见过的人。她的字，从来都是为他们写的。他低下头，把那四个字端端正正地写在草稿上。
圣诞节前，草稿终于定下来了。
“班纳特征稿比赛启事
为鼓励文学创作，发掘优秀作者，特举办首届班纳特征稿比赛。不限男女，不限年龄，不限出身。小说、诗歌、散文、游记，题材不限。
头奖一名，奖金五百英镑，获奖作品由埃杰顿出版社签下出版合同。二等奖两名，奖金各三百英镑。三等奖三名，奖金各一百英镑。另设入围奖若干，所有入围作品均有出版机会。
参赛作品请寄至伦敦柯曾街11号埃杰顿出版社，信封注明‘征稿比赛’字样。截止日期：1825年6月30日。”
玛丽把那张草稿拿在手里，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五百英镑。她想起加德纳舅舅说过的话——“一个普通家庭，一年有五十镑就能过得不错了。五百镑，够他们过十年。”
她把这个数字写在广告上，不是为了炫耀，是为了让那些在工厂里、在厨房里、在那些她叫不出名字的小镇上、一笔一画写字的人看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字，值这个价。
“年后就登。”她把草稿放下，“《泰晤士报》《纪事晨报》《先驱报》，还有那些文学刊物——《每月评论》《爱丁堡评论》。都登。”
埃杰顿先生点点头。“费用我来——”
“我来。”玛丽打断他，嘴角弯了一下。“这是我个人的梦想。”
广告是在1825年春天登出来的。
那天早上，伦敦和往常一样，灰蒙蒙的天，煤气灯在雾气里晕开一圈一圈昏黄的光。报童们站在街角，扯着嗓子喊号外。
那些匆匆走过的行人，有的停下来，掏出一个便士，接过一份报纸，边走边看。有的只是摆摆手，继续赶路。
然后有人停下来了。
一个穿着粗布外套的年轻女人，手里挎着一只菜篮，站在舰队街的拐角。她是从白教堂那边来的，在市场上卖了一上午的菜，正准备回家。
她本来不买报纸的——一个便士，够买一个面包了。可报童喊的那句话让她站住了。
“班纳特征稿比赛！头奖五百镑！不限男女！不限出身！”
五百镑。不限出身。她站在那里，篮子挎在胳膊上，里面的菜叶被风吹得微微晃动。她读过书。
她母亲教她的，用一根烧焦的树枝，在灶台上划。她认得那些字母，认得那些词。
她写过东西——不是小说，不是诗歌，只是日记。记那些她在市场上看见的人，那些买菜的人，那些卖菜的人，那些从早站到晚、腿肿了也不敢坐的人。
她没有想过那些字能变成钱，更没有想过，五百镑。
她掏出那个被她攥得发亮的便士，递给报童，接过一份《泰晤士报》。她站在街角，把那则广告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完了，又读了一遍。
她把报纸折好，放进篮子里，用菜叶盖住，继续往家走。她的步子比来时快了些，不是急着回家，是急着去做一件她想了很久、一直没敢做的事。
利物浦的码头上，一个卸货的工人蹲在仓库门口，等着下一艘船靠岸。他旁边的人拿着一份报纸，念给不识字的人听。念到“不限出身”的时候，他抬起头。
“码头工人也行？”
念报的人看了他一眼。“上面写了，不限。怎么，你想投稿？”
旁边几个人笑了。那工人没有笑。他把手里的烟头掐灭，扔在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他以前在船上做过事，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事。他有时候想，那些事，应该有人写下来。
可他不会写，他只会认几个字，写出来的东西歪歪扭扭的，像被浪打过的船。
可那上面写着，不限出身。
他把烟头踩灭，转身走回码头。不是去投稿，是去想。想那些他见过的事，值不值得写。
德比郡的一间小书房里，一个牧师的女儿正坐在窗前发呆。她面前摊着一本诗集，可她没有看。她的目光落在窗外那片被春风吹绿的田野上，手里捏着一支羽毛笔，笔尖上的墨水早就干了。
她写了一本小说。写完了，放在抽屉里，放了两年。她不敢给人看，不敢投稿，不敢告诉任何人。
她父亲说，女人写东西，是消遣，不是正事。她母亲说，写得再好，也没有人看。
可今天早上，她哥哥从镇上回来，把一份报纸放在桌上。“你看看这个。”
她拿起来，看见了那则广告。五百镑。不限男女。不限出身。她坐在那里，把那则广告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她站起来，打开抽屉，把那一叠稿纸拿出来，放在桌上。
稿纸的边缘有些卷了，是她翻来覆去看的时候留下的痕迹。她伸出手，轻轻抚平那些卷边，一下，一下，很慢。然后她拿起羽毛笔，蘸了蘸墨水，在第一页的最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伦敦西区的一间俱乐部里，几个年轻人围坐在壁炉边。他们的话题从那则广告开始。一个说“五百镑，那个女作家可真有钱”，另一个说“不限出身？这不是笑话吗？那些下等人，能写出什么东西来”。还有一个说“我倒是想投一篇试试，反正不要钱”。
角落里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一直没有说话。他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抄写员，每天从早抄到晚，抄那些他永远看不懂的法律文书。他写诗。在那些抄写间隙，在那些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在那些他偷偷藏在抽屉最底层的纸片上。他不敢给人看，怕人笑。
可那则广告上说，不限出身。
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是劣质的，辣得他皱了皱眉，可他咽下去了。他放下酒杯，站起来，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走出了俱乐部。外面下着雨，他没有伞。
他把领子竖起来，快步走进雨里。他的出租屋里，压着一叠写满了字的纸。他不知道那些字好不好，可他决定，把它们寄出去。
这样的画面，在伦敦，在利物浦，在曼彻斯特，在那些玛丽叫不出名字的小镇和村庄里，同时发生着。
那些从早忙到晚的人，那些从来没有被人看见过的人，那些把写满了字的纸压在抽屉最底层、不敢给任何人看的人——他们看见了那则广告。不是因为它登在头版，不是因为它写得多漂亮。
是因为那上面有一句话——“不限出身”。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字好不好，不知道会不会被选中，不知道那五百镑最后会落在谁的口袋里。可他们知道了，有一扇门，开了。
玛丽是在布卢姆斯伯里十七号的书房里，看见那则广告被印在报纸上的。
埃莉诺把报纸送进来，放在桌上。她拿起来，看着那一行一行的字——那些她和埃杰顿先生来回斟酌过的词，那些她想了无数遍的数字。现在它们印在纸上，被成千上万的人读。
她放下报纸，靠在椅背上。窗外的梧桐叶还没有长出来，光秃秃的枝干伸向天空，像一只一只张开的手指。可她知道，春天已经到了。
凯蒂推门进来，手里也拿着一份同样的报纸。她站在门口，嘴角弯着。“玛丽，你看见了吗？你的名字，印在上面。班纳特征稿比赛。”
玛丽点点头。“看见了。”
凯蒂走进来，在她旁边坐下。“你说，会有人投稿吗？”
玛丽想了想。窗外的光从云层后面透出来，薄薄的，落在书桌上，把那些报纸上的字照得发亮。
“会的。不是今天，也总有一天。”
那些字，那些她写在广告上的字，像一把一把的种子，撒出去了。
从去年秋天开始，她松土，锄草，施肥，等了整整一个冬天。
现在种子落了地，她不知道它们会落在哪里，不知道会不会发芽，不知道长出来的是什么。可她撒了。
撒了，就有可能。